“高模糊-高冲突”政策实质性执行：一个创新性的中国方案——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组织“事转企”改革为例

“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阻滞是政策过程的经典议题。作为回应这一科学问题的三种路径，即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以及被动变通性执行，既没有解决政策冲突难题，也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创新性经验的挖掘。本文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组织“事转企”改革为例，分析提炼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主动变通性执行的典型经验。研究发现：主动变通性执行的思维是“变”，体现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联结、组织学习和政策新解，有利于化解政策的“高模糊”；愿景吸引、方案沟通和利益协商是“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优势和能力的作用下有利于化解“高冲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基于组织学习和政策营销机制，使政策由高模糊走向明晰化；国有企业基于愿景吸引与价值平衡机制、方案沟通与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商与共赢选择机制，分别消解了政策目标的兼顾型冲突、政策手段的排除型冲突和组织人事和解型冲突。本研究既创新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的路径且丰富了该理论的内容，也为“事转企”改革提供了最佳实践和创新性的中国方案，还通过“反吸纳”概念拓展了政府吸纳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