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权”再反思——与马长山教授等商榷

“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两种四类”的人权泛化，揭示了不同类型人权泛化对主体性的各种挑战，人权泛化的本质在于人权的异化。目前“数字人权”为人权功能、人权理论带来了异化，使得人权的社会功能与应有的道德内涵分离和疏远，涉及到数字鸿沟、信息壁垒的关联性异化，均源于“数字人权”混淆了人权研究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进而以外部论证代替了人权的内部证成。“数字人权”外部视角的人权研究强调人权受外部条件的塑造，这种描述性的社科研究无法替代人权规范的内部论证，也不能证成具体的人权。经过人权内部视角的核心要素、功能和脉络的检视与论证，“数字人权”只不过是人权的数字化。因此，人权的数字化，无需迁就数字技术对人权的变造就成为“数字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