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进入“慢全球化”时代，以规则为基础、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遭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抱定“贸易吃亏论”的美国，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来扭曲自由贸易体系下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红利逐渐式微，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水为起点所开启的与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体系对标对接的实践探索，标志着我国进入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新阶段。近年来，一方面，通过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时代“试验田”的先行先试，不仅为我国自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行了路径探索和经验积累，而且极大提升了我国进一步集聚和配置全球优质高端要素的能力，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愈发显著；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RCEP签署成效、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申请加入CPTPP等主动开放实践行动，全面提升了我国适应并引领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能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