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财产法制建设中的“事前研究”方法

传统法学通常遵循"事后研究"方法,依既定财产权类型和规范来解决纠纷,而上世纪兴起并迅猛发展的法经济学则采用"事前研究"方法,在纠纷发生后通过效率论证来重新确定各个权利束的顺位高下。但实际上,传统法学的权利类型在"对物"与"对人"等名义差别下具有排他性范围上的本质差异,而"事前研究"方法借助于分析法学的"权利束"理解,将这种差别完全消隐,会导致各种权益排他性范围的无序扩大,引起整个社会交往安全和收益安全秩序的偏差。从时代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二者之差异其实无关正误,而端在于时代要求从秩序安全向福利最大化的变迁。以此反观,在我国从无到有的财产法制建设中,必须专注我们特殊的历史起点,撇开各种炫目的流派、主张,依据常识展开真正的本土化思考;必须坚持"对物"财产权的系统理解,同时在其中设计充分的开放性进口,提高个案的效率。